深度关注 | 揭开享乐奢靡“隐身衣”

　　 

　　针对不吃公款吃老板、“一桌餐”等违规吃喝问题，浙江省遂昌县纪委监委通过在高档经营场所门口公开举报电话、会同职能部门抽查餐饮发票等方式，严查公职人员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参加“一桌餐”等违规违纪行为。图为该县纪检监察干部在一家高档餐厅了解情况。傅敏 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作出部署。中央纪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的意见》，强调持续纠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明确提出对快递送礼、在隐蔽场所吃喝、借培训考察名义公款旅游等隐形变异问题早发现早纠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为新时代伟大变革提供了有力作风保障。但也要清醒看到，“四风”问题树倒根存，高压态势之下呈现改头换面、潜入地下的隐形变异新动向。如何精准发现、有效查处、深入纠治穿上“隐身衣”的享乐奢靡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隔空收礼”“隐蔽一桌餐”“借壳绕道游”，高压态势下一些作风顽疾花样翻新、由明转暗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2年9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国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34921起，其中位列前两位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问题分别为13380起、7197起。这反映出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不懈整治享乐奢靡问题，也折射出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高压惩治之下，享乐奢靡问题隐形变异现象凸显。从各地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可以看出，一些违规违纪行为花样翻新、披上隐形外衣，从“明面”走向“暗线”。

　　在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方面，有的表现为借助快递物流“隔空”收送礼品（电子礼品卡、提货券）。比如，北京市原密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某干部，在节日期间收受其管辖范围内某私营房地产公司负责人通过快递寄送的白酒、水果等礼品。

　　还有的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电子红包”收送礼金。如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医疗保障局某干部为他人办理在外就医转院、异地安置手续方面提供帮助，数次通过微信转账收受礼金共计0.685万元。

　　在违规吃喝方面，有的表现为不吃公款吃老板、躲进隐蔽场所吃喝等。比如，湖南省某市级干部先后多次违规接受任职所在地私营企业主宴请，到位于高档小区内的私人会所用餐，吃高档菜肴、喝高档红酒。会所装修豪华，只设一张餐桌，专门用于内部接待，每次人均消费2000元至4000元不等。

　　“吃公函”问题也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利用空白公函、虚假公函、一函多吃等方式公款吃喝。比如，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某医院违反公务接待公函制度，共有6次公务接待存在“一函接待2餐”，涉及费用0.73万元，3次使用空白公函报销接待餐费0.44万元。

　　此外，在公款旅游等方面，出现了巧立名目“借壳游”、更改行程“绕道游”、增加人数“搭车游”等；在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方面，出现了搞“土政策”随意发放，以及通过企业、社团组织等“曲线”发放等情形……

　　“变”的是手法，“隐”的是目的。通观上述隐形变异现象，无论是在对象上做文章，买单对象由公款转向私营企业主、从本级变为下级和利益关联方，还是在手段上玩花样，通过走物流快递、改实物为提货券或电子码收送礼，或是在场所上搞转移，躲到私人会所、内部食堂、农家乐等隐蔽场所吃喝玩乐，都改变不了违规违纪的本质。这既反映出不正之风发生空间越来越小，也说明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如果稍有松懈，就可能反弹回潮、卷土重来。

　　“穿隐身衣”“打擦边球”诱发侥幸心理，“温水煮青蛙”导致由风及腐、滑向深渊

　　“感觉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一个超市的‘搬运工’，收受烟酒再请人处理变现。”“对服务对象给的小恩小惠，收受惯了，认为只要不是我伸手去要的，是企业老板主动给的就没有问题，不收反而是不给老板面子。”

　　不久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原成员、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殷某严重违纪违法案例。在殷某的声声忏悔中，展现了其从“破心”到“破纪”再到“破法”的心路历程。

　　多位受访纪检监察干部表示，与明目张胆在群众眼皮子底下的享乐奢靡之风相比，隐形变异后的相关问题因其行为方式的隐秘性，甚至貌似合规合法的欺骗性，更容易诱发当事人的侥幸心理，从而失守廉洁自律防线。

　　有的认为手段隐蔽、“技巧”高明，不会被发现和查处。如前文提到的北京市原密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某干部，其多年来与关联老板达成默契，“需要啥，事先沟通好，然后再送”，送礼方式常是快递。据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干部所收的水果快递，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问题，寄送地址是水果市场，寄件人也是卖水果的商贩，很难让人联想到是别人送的礼品。

　　有的则因为相关问题打了“擦边球”，致使模糊纪法界限，失去防范心理。如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巽寮管委会个别党员干部应某房地产公司邀请，参加其举办的晚会，其间凭现场领取的兑奖券，分别兑换现金“红包”2000元至5000元不等。“有的干部纪法意识不强，认为自己是被邀请过去，作为观众抽个奖兑个现很正常，没想到会‘中招’导致违规违纪。”惠东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一些隐形变异问题的背后，实际暗含着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云南师范大学纪委纪检处干部杨单璇告诉记者，以快递收送礼为例，快递规避了登门送礼的尴尬，有的包裹更是不打招呼就被送到代收点，造成既成事实。如果党员干部警觉性不够，或“勉为其难”收下，或“半推半就”笑纳，久而久之，就会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沦为“大塌方”。

　　拉拢腐蚀循序渐进、收钱收礼由小到大、贪腐胃口欲壑难填……大量案例表明，不正之风与腐败互为表里、同根同源，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往往始于吃喝玩乐，奢靡享乐容易催生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必须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隐形变异问题盯住抓、持续抓，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遏制。

　　线上线下监督手段融合发力，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破除隐形变异“发现难”问题

　　近日，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纪委监委派出第一纪检监察组组长汪愿带队来到城区某土特产经销店，向该店负责人了解有关情况。

　　“‘双十一’前后，我们把借快递物流‘隔空收礼’等隐形变异问题列为监督重点，通过明察暗访、当面核实、大数据比对等方式，针对性筛查寄往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可疑快递物流信息。”汪愿说。

　　“四风”问题改头换面、潜入地下，考验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发现问题的能力和精准执纪执法水平。面对主体隐蔽、手段隐蔽、场所隐蔽、资金来源隐蔽的“障眼法”，仅靠传统的监督检查方式，已经较难发现问题。

　　应对隐形变异问题，监督方法要优化升级。记者注意到，与以往相比，多地开展“四风”问题监督检查有了新变化：与行业主管部门形成合力，运用大数据、信息化等手段，从商超、酒店等“前台”延伸至“后台”“云端”。

　　汪愿介绍，今年以来，远安县纪委监委联合县交通、市场监管、发改、科技、经信等部门建立联防联查工作机制，筛查“多人给某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一人给多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等可疑情况，比对数据信息1.8万余条。同时，在全县各快递收发点、机关企事业单位传达室等地广泛张贴监督举报“二维码”5000余份，构建全方位、全时段监督举报体系。

　　在整治违规吃喝领域，江西省新余市纪委监委坚持以精准发现问题破酒局饭局歪风，用好“三公”经费网络监管平台预警信息，实时监测全市“三公”消费动态，今年以来先后梳理公务接待费用超标、餐饮浪费等问题线索16起，均已按流程转办督办。目前，全市公务接待金额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3.6%。

　　为规范公务用车管理，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纪委监委联合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成督查组，利用公车管理平台、交警监控系统等，对全区公务用车使用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对筛查出的“跑空车”“滥派车”等疑似问题展开分析研判，结合实地走访、查阅往来凭证等方式逐一核查。目前共发现问题线索37个，存在“私车公养”问题单位2家，制发监察建议书5份。

　　“‘大数据+大脚板’，‘线上’‘线下’监督手段融合发力。”受访纪检监察干部表示，在破除问题“发现难”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强化与职能部门协作，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织密全覆盖监督网络，同时要结合隐形变异规律特点，用好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开展数据比对、精研细判，提高问题发现效率和精准度。

　　查处整改治理同向发力，把一体推进“三不腐”理念融入纠治“四风”全过程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第三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里，有一起使用“空白公函”报销案。案情显示，A省B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党总支书记、支队长姚某等人5次参加该支队组织的超标准公务接待，事后经姚某同意，该支队向外单位索要多份“空白公函”，虚构接待事项，将超标准支出25590元在本单位报销。

　　“吃公函”，是违规吃喝问题的隐形变异新表现。事实上，对于公函制度、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多部党纪法规均划出过明确的“硬杠杠”。比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规定，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接待费报销凭证应当包括财务票据、派出单位公函和接待清单。

　　据湖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案件审理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实践情况看，一些单位和党员干部未严格落实公函有关制度，有的到其他单位开展工作未提供公函但要求对方接待；有的用同一来访单位一份公函接待多餐，或将同一接待对象转嫁到无相关公务活动的单位轮流接待；有的利用空白公函、虚假公函等，掩盖违规接待、无实质公务活动的公款吃喝问题。

　　“‘吃公函’暴露出公务接待工作中依然存在监督盲区和管理漏洞，相关配套制度不够精细，制度执行也不够严密，给隐形变异接待留下了可乘之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孙大伟表示。

　　梳理相关案例发现，主体责任缺失、制度执行不力是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把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贯穿于纠治“四风”全过程，坚持查处惩治、制度约束、思想教育等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取得良好成效。

　　针对发现的超编超标租车、违规租赁私家车等公务租车隐形变异问题，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纪委监委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督促涉事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公车管理；同时推动公车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镇街出台制度12项，从源头上防范“车轮上的歪风”。专项整治后，全县公务车辆行驶里程同比下降10%，车辆运行支出费用同比减少12%。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纪委监委结合某村“两委”干部以考察新农村建设名义变相公款旅游问题，在全县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制定规范农村党员干部外出学习考察活动规定，明确包村领导、联村干部、村党组织书记、村监会主任等四方责任，完善报销流程示意图及相关配套表单，推动村级开支进一步规范化、阳光化。

　　群众监督也是纠治“四风”的利器。多地建立健全党风政风观察员制度，确保隐形变异问题被及时发现、有效处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纪委监委从县、乡、村三个层级遴选357名观察员，对各层级和点位的“四风”苗头性、倾向性、隐蔽性问题进行监督。今年以来共查处“四风”问题线索2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2人。（本报记者 段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