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关注 | 全球粮食安全敲响警钟

全球粮食安全敲响警钟

　　

　　近期，随着世界各地粮价持续走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发布警告，在全球气候变化、区域冲突、疫情持续的多重打击下，2022年2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下历史新高，38个国家的4400万人正在饥荒边缘徘徊。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是否会爆发？我国会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吗？面临疫情与地缘危机下的全球粮食安全，我国应当如何应对？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樊胜根。

　　地缘政治冲突、全球新冠疫情持续、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因素叠加，形成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的“超级风暴” 

　　记者：本次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会真正引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

　　樊胜根：粮食系统内部诸多要素相互关联的特性，使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每一种风险都可能严重破坏系统，而这些风险的组合则可能威胁到全球粮食安全。自20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了几次粮食价格危机，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危机引起的全球粮食危机，以及2007至2008年由于生物燃料的需求和粮食出口限制等引起的粮食价格危机。食物价格飙升、收入减少和多重风险叠加将导致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更加严重，影响到几乎每个国家。

　　2021年起，全球食物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显著上升，达到自2012年以来的年度最高平均值。今年2月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为140.7点，比1月份上涨3.9%，比2021年同期上涨20.7%。

　　本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原因分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供给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全球新冠疫情持续、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农业投入成本高等，导致全球粮食供给紧张。在需求方面，能源价格飙升，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物燃料的强劲需求，是近期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此外，利率下降、货币政策宽松、大宗商品投机交易活跃、美元贬值等宏观经济因素加剧了国际粮食价格的飙升。这么多的因素加在一块，我认为这是一个形成粮食危机的“超级风暴”。

　　至于本次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否会真正引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这取决于国际上近期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避免这场危机。如果对这一危机坐视不管，粮食危机的后果将波及世界各国，许多人会因付不起高昂的粮价陷入饥饿或营养不良，最终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发展。

　　人类的历史始终笼罩着饥荒的阴影，进入二十世纪后，饥荒爆发的频率有所减少，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自由贸易的流通 

　　记者：在人类历史上，饥荒始终像一个若隐若现的幽灵，从来没有远离。进入二十世纪后，虽然全球人口数量快速增加，但饥荒的发生频率减少，这其中有哪些原因？

　　樊胜根：二十世纪后，饥荒爆发的频率确实减少了。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全球化的影响。过去的饥荒往往局限于一个地方，例如十八世纪70年代，南亚次大陆英属殖民地孟加拉曾发生了该地区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饥荒，造成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惨剧。那时，各国较为封闭，加之基础设施也不是很发达，一个地方发生饥荒以后其他地方的粮食运不进来，信息也不流通，所以一旦遭遇旱灾、水灾、病虫害和一些天灾人祸时，很容易发生饥荒，导致大面积人群的死亡。

　　第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吃饱饭”对二十世纪的人类来说，已经成为了可能。二十世纪初，合成氨工艺投入生产，单位面积产出的粮食大幅提高。随着遗传生物学的发展，杂交育种让人类更进一步开发已有农作物的潜力，例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育种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杀虫剂等农药的大规模使用，也改变了农业在病虫害面前无能为力的局面。以上的技术突破，加上之前农业技术的积累，让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不确定性，粮食产能也更高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第三，世界自由贸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全球生产出来的粮食足够喂饱世界人口。2019至2020年，全球谷物原粮产量超过27亿吨，按照75亿人口计算，全球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360公斤，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粮食安全问题。但粮食资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总体平衡，贫富不均”形势是出现饥饿人口的主要原因。而随着贸易基础设施的发展，一个地区如果发生饥荒，可以经由自由贸易从那些未发生饥荒的地区进口粮食，从而度过危机。此外，一些国际机构的存在，例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能够在粮食的分配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把一些国家多余的粮食捐上来，再发放到贫穷的地方去，实现粮食相对的协调。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代，我们不应该让世界上有任何人面临饥饿，有“吃不上饭”的问题出现，全球应该来共同解决。

　　国际社会应保持粮食贸易的畅通、限制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对粮食储备厚度不足的国家和人员进行保障，以避免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出现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们需要采取一些举措来避免出现全球性的粮食危机，这其中包含哪些措施呢？

　　樊胜根：在全球层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呼吁各国不要采取贸易出口限制的方法，保持全世界粮食贸易的畅通，让粮食能够运出去，使各国粮食能够互通有无。当前，全世界粮食贸易供需基本平衡，但这种平衡一旦被战争打破，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冲击是很大的。近段时间以来，多国限制出口、相互制裁，就引发了市场担忧。

　　2008年，全球曾爆发过粮食价格危机。从2006年开始，全球粮食价格开始大幅上涨，2006年一整年粮食价格就涨了12%，2007年又上涨了24%，2008年最高峰时期又上涨了80%。导致危机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各个国家采取了限制贸易的办法，一些主要大米出产国为保障国内供应限制出口，致使大米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贸易的畅通。

　　第二，建议限制生物质能源生产对粮食市场的冲击。世界燃料市场和粮食市场之间的关联增加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之一，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涨高以后，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就会扩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涨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生物燃料所导致的，例如美国用玉米生产燃料，欧洲将种小麦和玉米的土地改种油菜籽，用菜籽油等植物油生产燃料。2004年至2007年期间，世界玉米产量增加了约5100万吨，与此同时，仅美国的生物燃料、特别是乙醇的产量就增加了约5000万吨。目前，美国汽车烧的粮食足可保证82个缺粮的低收入国家的所需。

　　因此，呼吁各国采取立法或是其他政治措施，斩断生物燃料的生产和能源价格之间的关系。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危害环境、浪费能源，最终将给全球粮食供应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国际社会应采取共同的措施办法来限制生物质能源的生产，把粮食留给人类。

　　第三，国际社会应采取各种各样的粮食援助措施，针对粮食储备厚度不足的国家和人员进行保障，包括以现金转移支付为主要内容的现金援助等。2008年世界粮食价格危机爆发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设立了一些财政保护的机制，例如成立了信托基金，用于加快为粮食安全项目提供资金的速度，并用于提供种子和化肥，支援食物生产等。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地区性机构也公布旨在减轻粮食危机影响的紧急贷款。

　　在国家层面，现在大部分国家都开始春耕，各国要拿出支持的办法，无论是财政支持或者政策支持，让春耕春播能够正常进行，甚至比以前还要多一些。特别是非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支持，让今年上半年的粮食有好的收成。此外，全世界粮食市场的生产、价格、库存等信息都应当要尽量畅通透明，避免出现抢购、挤兑、不理性囤积粮食的情况。

　　有种才能有粮，种子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记者：有观点指出，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断增加，其人均粮食持续下降，面临粮食危机的人群比例越来越高，未来世界发生粮食危机的风险会逐渐增大。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樊胜根：这个风险确实存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集中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还有非洲。其中，中国、日本、韩国或者通过自己种植，或者通过贸易，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令人担忧的是非洲以及南亚。从世界粮食不安全总人数的分布看，在20亿粮食不安全人口中，10.3亿位于亚洲，6.75亿位于非洲。这些地区人群数量十分庞大，人均资源及土地更加稀缺，饥饿人群的比例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事实上，南亚和非洲的粮食短缺是导致世界粮食生产需求间不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记者：近几年我国可能会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吗？面对新冠疫情叠加地缘危机下的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我们应如何应对呢？

　　樊胜根：中国的粮食安全完全可以得到保障。首先，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足够，2021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超过1.3万亿斤，小麦和大米等作为口粮基本实现自给，实现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世界近1/5的人口。其次，我国谷物年度进口数量不大，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剂需求结构，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2021年，我国小麦进口总量仅占总供应量的7%；玉米方面，我国自给率超过95%。

　　根据人口“七普”数据，我国当前人口数量为14.1亿，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1.37万亿斤。按照当前的粮食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470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求。我国粮食库存充足，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

　　目前，我国进口量比较大的粮食是大豆，国家也在研究方案，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大豆国内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的问题，比如说增加国内的生产，或者采用动物植物蛋白替代等。因此，冲击之下，国内粮食的价格短期可能出现波动，但从长期来讲，我国的粮食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当前应当特别关注小农和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并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的生计不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而从长远来看，重要的是转向更具可持续性和弹性的粮食系统，以应对突然和持续的粮食价格上涨，并抵消其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建议继续加大对农田和畜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推进农业技术研究，应对气候冲击，加强农业食品风险管理平台，为农民提供农业信贷、灾害保险等金融支持。此外，还需要通过加强与主要粮食生产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丰富进口来源地，优化国内供给结构和重点粮食和食品进口结构，让居民膳食更健康。

　　记者：种业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关系是怎样的？您认为种子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樊胜根：有种才能有粮。种子可以说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农业生产未来的发展靠创新，创新的根本就是种业的创新。近些年，我国在生物育种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在水稻分子模块设计育种技术方面优势明显。与此同时，也要正视我国在种业科技方面还面临不少“卡脖子”的难题。例如，我国一些作物如玉米、大豆等种子受育种及栽培等因素影响，单产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少数蔬菜品种还不能很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一些蔬菜品种仍需进口。

　　到2050年，全球要养活90亿人口，粮食必须要增加最起码50%。全球变暖的趋势，决定了干旱将成为未来农业面临的巨大挑战，粮食可能出现减产。这意味着提高种子的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也是重中之重。此外，未来种子产业的方向，增产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做到多赢，例如可以把营养素加进去，实现健康、有营养。

　　无论是解决育种难题还是实现追赶超越，都需要有更大力度、更远谋划的创新作为。应该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启动重点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我国优质种业企业、提升科技能力，真正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辅相成的创新体系，同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