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 “两弹一星”精神：战胜艰难险阻 攀登科技高峰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沙漠腹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国防尖端科技的重大突破。此后，我国的导弹、氢弹、人造卫星相继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我国增强国防实力，奠定国际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今年6月28日，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公布了“100位重要英雄模范名单”，“两弹一星”先进群体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代表出现在名单中。金色的字迹熠熠生辉，彰显出的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祖国哪里需要我，我们就到哪里去 

　　夏季的青海省海北州绿草茵茵，白云低垂，薄雾一直笼罩在茫茫的山间。在绵延山脉的包裹下，有一片美丽的草原——金银滩。

　　1958年6月，因水文、气象、地理、地质等多方面的条件优势，金银滩被规划为核武器研制基地。此后，许许多多的科研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怀着“祖国哪里需要我，我们就到哪里去”的信念，来到金银滩草原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神秘家园”。

　　“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本有机会留在上海，却选择在金银滩研发核武器的陈福良说，“我是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初中、高中、大学都享受了国家助学金。毕业时，就觉得自己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所以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去青海，具体干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要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锻炼。”

　　核武器研制工作，处在高度的机密之中，长时间不能与家人联系。工作人员上不能对父母尽孝，下不能对子女关爱。“我只接到过两份电报，一份是‘母亲病重’，另一份是‘母亲病危’。”陈福良说，但是因为工作原因，他最终没有回家。没能为母亲送终，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扎根金银滩草原默默奉献的人还有许多，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条件艰苦的前提下，履行着研制核武器的特殊使命。他们改名换姓、隐瞒家人，有的“人间蒸发”二十余年。

　　“两弹一星”功臣程开甲是从英国回来的物理学家，他在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工作二十年。几十年后，有人问他对当初的回国选择后不后悔，程开甲回答：“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战高斗寒，笑谈渴饮苦水浆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突然照会中国外交部，声明7月23日至9月1日将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之停止。

　　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还撂下一句话：“离开我们，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党中央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从全国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全面撕毁合约的时间，正好赶上中国三年困难时期。

　　据曾参与过原子弹研制的刘兆民回忆，当时的粮食定量分配，每月分到他们每人手里的只有24斤，折合每天共8两，早晨2两，中午晚上各3两。这对于24、25岁，每天从事着高强度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完全吃不饱。因此，他们每次喝完糊糊粥的碗，都会用馒头再蹭上一遍，把糊糊刮干净，不浪费一点口粮。

　　因为粮食不够，副食品奇缺，营养跟不上，很多科研人员出现浮肿、色盲等病症。冬季的金银滩风雪弥漫、寒风凛冽，广大建设者和干部职工忍着饥饿，战斗在高原。

　　条件如此艰苦，但他们仍然保有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强梁，任凭天公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创作的这首歌词，是当时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参试部队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团结一心、举国协同才能得胜利 

　　今年6月17日，我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三名航天员顺利升空，并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顺利对接，中国人首次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

　　难以想象，50多年前，东方红一号上天时的任务仅仅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实现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十二号的巨大飞跃，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据统计，在载人航天工程中，直接参与其中的研究所、单位多达上百家，配合单位多达上千家，涉及数十万科研工作者。“实施载人航天这样宏大的工程，没有党中央集中统揽，没有全国大协作，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东方红一号研制时，美、苏、法、日等国都已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但对于中国的卫星研制人员来说，不要说完整的资料，就是卫星样品也没看到过，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卫星所需生产、加工设备不足，测试、试验设备不齐，资源、人员短缺，西方国家在元器件、技术上对中国实行封锁，苏联也和中国技术断交。种种条件限制着中国研制人造卫星。

　　当年，人造卫星计划被秘密称为“651”计划，周恩来特别指示，只要是“651”计划需要的，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一律放行，全面绿灯。

　　于是，中央财政拨款两亿元支持人造卫星建设；钱学森、赵九章、任新民等一批海外求学的科学家突破重重阻碍回归祖国；全国各地更是动员了60多万名民兵日夜守护卫星发射所用的通讯线路。正是在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举国力量攻关下，才得以让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让中国的乐曲第一次响彻寰宇。

　　2019年7月的一天，东方红一号卫星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轨道不期而遇。这场相遇，两方在空间上相隔仅40多公里，时间上却跨越了近50年。

　　“两弹一星”精神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在于它是苦难年代同黑夜作斗争并赓续至今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在为“两弹一星”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干部职工培育和发扬了崇高的“两弹一星”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不可缺少的时代内涵。

　　“两弹一星”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党和人民的血脉之中，为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斗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