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生产大队长，也就是现在的村长，全国最小的“干部”。我知道父亲在年轻时有过一些“辉煌”的资本：“大跃进”时的青年突击队长，在全县农田水利建设的多个战场上带领他的队员驰骋风云于我家乡的大江河湖堤坝上。我还知道他是苏南最早的一批社队企业开拓者。

记得1964年春节，父亲出去访贫问苦。家里来了一个叔叔，拎了两瓶我特别喜欢吃的蜂蜜。幼小的我怎么知道这两瓶蜂蜜把我父亲害得不轻，最后还牵涉到我的政治生涯。

几个月后，“四清”运动开始了。父亲因收受了这两瓶蜂蜜被人检举而很快被革职，当了“下台干部”。接着是文革，父亲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饱受欺凌与摧残。被打倒的父亲当了几年生产队会计后，又被乡里调去搞乡镇企业。这是他的强项，两三年下来，他创办的眼镜厂和绣花厂生意兴旺，再度成为苏州地区的明星企业。但是，因为曾经有过“蜂蜜”污点，父亲一直没有被重用。经历人生风雨之后的父亲似乎已经想得开了，倒是踏踏实实度过了他的后几十年。

十年前的一天，家人突然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患了晚期癌症，被送到了上海的医院。听到如此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后，我当日赶到上海。“小明，你有没有埋怨过我？我知道因为我那点事，也牵连了你……”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问我。

我知道父亲指的是什么。因为自从他收了两瓶蜂蜜而下台后，我的命运便跟着几乎没有好过，比如读书特别优秀的我总也不能在学校年级里被推荐少先队大队长，比如入共青团要比一般人晚一年，比如保送大学根本轮不到我，连当兵都受到“政审”的拖累——后来因为武装部领导看中我的“小秀才”本领才给了个机会，结果一下让我“飞”了出去。

所有“狗崽子”受过的苦我都受过。四十多度的酷暑里，踩着烫脚的田埂，在水田里插秧，一天近20个小时的“双抢”（抢收抢种）——这是我十三四岁时整个暑假的全部生活；冰天雪地里赤着脚，肩上压着一百来斤重的湖江泥，在农田水利工地上一干就是几十天——那是我十五六岁时整个寒假生活……我记得与农民兄弟比着五天一次从苏州往返于上海之间的拉纤路途上，是不是还能省下随身所带的两块钱伙食费而打赌，结果我赢了。五天时间，每天要当纤夫，走五十多里河岸路，却只花了一块八毛钱的伙食费。那些老船工奇怪我这个娇生惯养的“干部子弟”竟然能如此省吃俭用，而且吃一口咸——只有吃咸才会最省伙食费的，像盐、酱油和咸菜。

“真的委屈你了！”听行将走至生命尽头的父亲如此说，不由叫我无比感慨。

“一点不感觉委屈，反倒感觉挺好！”我说。

“为啥？”父亲疑惑地盯着我问。

“我后来一直在部队里干得挺顺的，转业到地方也干得不错，当了作家，还当了作家中唯一的全国劳模，不挺好吗？您知道为啥这么顺吗？”我有些得意地反问父亲。

我又一次看到了父亲当大队长时的那种眼光——犀利而明亮：“为啥？”

“因为您为两瓶蜂蜜当了一辈子‘下台干部’，让我时时警惕再不要重蹈您的路……”

“小赤佬！”我的一句话，让父亲像是一下忘了患重病的人似的，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

“听说你现在真的不吃甜的了？”爷儿俩乐了一阵后，他又似信非信地问我。

“是。吃糖多了也害人，所以我得了糖尿病，现在没法吃甜的，连咸的也不吃了，只能吃不甜不咸的……”我说。

“哈哈……”父亲听后大笑。突然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夜没停。第二天时，他的病情明显下滑，浑身疼痛得翻来覆去，无法仰躺在病榻头。这可怎么办？医生说，你们就给他多翻翻身。但我发现这并无用。每次翻身不到五六分钟父亲就疼得又受不了啦！

“来，您靠在我背上吧！”急中生智的我，跃上床铺，弯着腰，用自己的背当靠垫似的让父亲的背靠在我身上——我盘腿而坐地，将后背弓成约五十度左右，一动不动地坚持着……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我竟然发现父亲打起了鼾声……他睡了。

我好不高兴！两行热泪倾然而下。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正做了一回儿子！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父子间的生命传承原来如此奇妙——它是肉体与情感两者的天然融合。那一刻，我特别感谢父亲给了他儿子一生最宝贵的“财富”——“甜”的和“咸”的都不能吃。

从人生角度而言，不贪“甜”食，不专爱“咸”味，始终保持生活上的不“甜”不“咸”，难道不是更有利于修身养性吗？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少一点“糖衣炮弹”侵袭，少一点恶意攻击，不也是很好的事吗？□

（作者：何建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