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愤怒 得信用

贞观之初，朝廷广泛选拔人才，其中有人谎报官级和资历。太宗令谎报者自首，不自首处以死刑。不久有一个谎报者被查出，尚书戴胄根据法律判处流刑。太宗不高兴：“我当初有诏，不自首的处死，你们按法判他流刑，这不是向天下表示了我言而无信吗！”戴冑说：“法律，是国家向天下公布的大信用；您当时的那句气话‘不自首就处死’只是陛下一时的愤怒，现在交给法律处理，就要尊重法律。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而保持大的信用。臣私下里很为陛下珍惜这一点。”太宗说：“我的话与法有不符合的地方，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担忧的。”

这是个“权力”与“法律”的问题。

有人问：是权力至高无上？还是法律至高无上？一般情况下，权力与法律都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如果这两者出现矛盾，发生冲突，理性的说，权力一定要服从法律。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在权力（官吏）之下，那又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柏拉图没有十分清楚地回答，但是历史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贞观政要》记载的这段故事说到底不是皇上和尚书的冲突，实质是权力与法律的冲突。戴冑的表现很好，对皇上盛怒之下的过激言语、愤怒心情，表示理解，但是他坚持案子交到司法部门以后，司法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些话语也多是给皇上“打圆场”。唐太宗李世民的表现也很好，听了戴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有反思，立马改变了立场，也站到了“法律”的一边，还给自己找了个借坡下驴的台阶——“我的话与法有不符合的地方，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担忧的。”

可以说这是一篇先贤讲法治的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