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汉口“八办”

汉口长春街，矗立着一幢青灰色楼房，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安详、沉静、气势笃定，这就是抗战时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人流少，环境清幽。而当年，这里却热闹非凡，灯火通宵达旦，车来人往不绝。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10月，抗战的风云在这里凝聚、涌起。

八办是军事建构，驻有中共高层军事领导。四楼是周恩来、叶剑英两位中将，三楼则有边章五等四位参谋。王明曾戏称：“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八办军事人才济济。

八办参与的最辉煌的战事是台儿庄大血战。1938年3月，面对日寇的凶焰，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去徐州助李宗仁对日作战。行前，他专程至八办，向周、叶请教制敌方略。周恩来列举了几条“可打”的理由：日军孤军深入；台儿庄一带是山区，地形于我有利；桂系军战斗力不俗。白深以为然。之后，周、叶又派张爱萍赴徐州，亲会李宗仁。张爱萍回忆：“开始谈时，他（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李宗仁神气十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台儿庄战役歼敌万余，取得抗战以来首次大捷，全国民众为之振奋。

八办是全国通往延安的交通总站。抗战运动如火如荼，一批批物资、人员通过八办源源不断输往延安。当年还有不少外国人来八办，要求去延安采访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1938年，“在一个星光黯淡的夜晚，我乘坐周恩来同志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为国民党当局严格禁止的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他就是伊文思。他将摄影器材和两千英尺电影胶片交给我，并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我无法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握了握他的手。”这是吴印咸在回忆录《影艺六十年》中的描写。荷兰著名摄影师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已经拍摄了台儿庄战役，本打算再去延安拍摄，但受到国民党当局阻挠，当他从八办得知吴印咸要去延安，便将随身携带的“埃姆”35毫米摄影机等慨然相赠。吴印咸到了延安，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38年1月，白求恩取道香港抵达武汉，他拒绝了国民政府在汉就职的邀请，去八办会见了周恩来，最后八办派警卫人员一路护送其到延安。被称为“白求恩第二”的柯棣华大夫也经八办介绍，由重庆转赴延安。他爱中国，娶了一个中国姑娘为妻，最终牺牲在中国。

八办更是团结民众、组织抗战文化宣传的中心。当时武汉聚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1938年2月，周恩来请老舍出面，将流亡在武汉的文化人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成立后，抗战文艺宣传风生水起，动辄举行几万人、十几万人的集会，周恩来、郭沫若在集会上演讲，冼星海指挥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民众抗战热血沸腾，歌声响彻楚天汉水。

1938年1月，八办迎来一群可爱的孩子，这就是从上海逃难来的孩子剧团，由失学儿童和小难民组成。在八办的欢迎会上，当孩子们唱起自编的莲花落：“我们都是没有家的穷孩子，穷孩子，爸妈都被杀，鬼子毁掉我们的家……”在座的大人都禁不住流泪了。冯玉祥难过地说：“大人们不能把国家弄好，使这些天真的孩子作了流浪儿，而且还担负起救亡工作，这是任何人都会觉得惭愧的。”由于八办的组织、宣传，孩子剧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地纷纷成立了儿童剧团，成为抗日文化宣传中的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用热血和生命演奏的交响乐，八办的历史是其中的一段华章，至今仍在历史的风云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