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严批公款请客送礼歪风:"要少请客，不送礼"

陈云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严厉批评日渐盛行脱离群众、居功自傲的“官气”“傲气”。他指出：面对功劳，颠倒人民、党、个人次序，必然发生官僚主义，“因为觉得‘兄弟有点功劳，可以骄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这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光大。延安时期，我们党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奠定走向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深刻汲取既往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唯物史观，彻底贯彻群众路线，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戴，开创了党群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深入总结延安时期强化唯物史观、密切党群血肉关系创造辉煌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延安时期，党中央充分利用难得的发展时机，十分清醒地决策开展大生产和学习两大运动，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系统反思既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了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胜利的观念，“没有农民就要不得了，有了农民就是了不得”（《陈云文集》第1卷第558页），成为全党上下的共识。唯物史观进一步普及，党的宗旨观和群众路线从思想理论建设层面进一步加固，党产生于人民，普遍成为党群关系的主流观念，尊重群众成为内在自觉的外化行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宣告：“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护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页）毛泽东恪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世界历史真正动力的观念，强调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1、202页）他也是身体力行尊重群众的典范。1943年，他明确要求自己的五十“生日决定不做”（《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页），但又以题词、写信、送贺幛等庄重、简便的形式，为吴玉章等革命老人祝寿，宴请并亲自主持为枣园乡20位60岁以上的老人祝寿。毛泽东转战陕北小住佳县时，抽空逛南河底白云观庙会。“台下人山人海，看戏的人坐满了。我们看主席挺感兴趣，即去庙里找来一个长板凳，主席开始坐着看，根本看不见，干脆站在板凳上看，就这样坚持把这出戏看完了。”（《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7页）

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乡住过一段时间，他自称“枣园居民”，广交一批农民朋友，知悉民间疾苦急难，都会助力化解。他得知一个小山村的妇女不生孩子，即找来延安地委书记询问，并郑重告诫：共产党要关心老百姓传宗接代的大事。他指示中央医院派员入村实地调查，查清事因水质，便帮助改水，消除根原。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帮助群众排忧解难，蔚然成为延安社会常态，人民群众也赤诚爱党。延安枣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墙上，挂有秧歌队给中央机关拜年的老照片，群众举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朱总司令身体健康”的条幅，表达对领袖真诚质朴的拥戴。

米脂农民李健侯曾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将自己反映李自成农民战争兴衰的小说《永昌演义》书稿呈给毛泽东。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回信李鼎铭：“《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8页）毛泽东审视李自成得人民“开城门、迎闯王”支持夺取政权和失却群众拥护亡国的史实，深刻思考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页）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著名论断一脉相承的重要思想渊源。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选举方式，人民群众选举各级官员，干群关系融洽，“只见公仆不见官”；自己当家作主的政府，真心爱护群众的政府，自然威信极高，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巨大。党群关系融洽，社会健康、和谐进步，延安成为中国和世界瞩目模范，爱国志士向往的圣地。但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也曾历经曲折。中共高举抗日大旗吸引爱国志士云集延安，“公家人”激增，农民负担快速加重。1941年人均负担公粮从1938年的2.8斤增加到444斤，实际操作中搞“民主摊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面对群众的骂声，毛泽东深刻反思指出：党群关系紧张“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8页）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7页）党中央迅速矫正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失误，统筹调整决策大政，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和“双拥”运动。边区党政机关连续三次精兵简政，供养人口总体减少70%。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逐渐实现部分自给或全部自给，农民的负担逐渐减少到占总收入的9%。再加上普遍开展“双拥运动”促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和，对立和抵触很快化解，党政军民关系重新修好，这可由一个小例子看出。转战陕北时，“我们的重要物资二百多驮（其中包括黄金十多万两，是用木箱盛的）放在清涧靠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由郭林森带一个班看守。好险呀，敌人到了离这个村子五里路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掩护，没有走漏一点风声，敌人没有进这个村子，在前面那个村子宿了一夜营，第二天便收缩到蟠龙做工事”。（俞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载《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二

随着事业发展和形势好转，公款请客送礼、“官”气上泛、傲视群众等脱离群众现象在边区也时有发生。党中央高瞻远瞩，从关系生死存亡的高度，综合治理，防微杜渐。一是力刹歪风。针对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党中央关于“少请客，不送礼”的规定，请客送礼禁而不止。陈云特别选择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严厉批评公款请客送礼歪风，他说“要少请客，不送礼”，“你张三李四请客，还不是报销在公家的开支上。送礼送给谁呢？不是送给警卫员，也不是送给勤务员，都是送给首长。首长都有吃的，以后不要送来，送来就退回去，这叫拍马屁叫马踢一脚。应该这样，踢他一脚，给他个警告”（《陈云文集》第1卷第429页）。二是严惩犯罪。黄克功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26岁即任旅级干部的“老井冈”。但他自居功臣，目无群众，杀害拒绝与其继续恋爱关系的女青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他致信毛泽东，请求戴罪上前线杀敌。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若因他历史光荣加以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页）三是防患未然、谋划长远。在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特意规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为必读文件，就是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借鉴李自成集团腐败、走向了人民反面最终败亡的教训，警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陈云文选》第1卷第221页）。陈云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严厉批评日渐盛行脱离群众、居功自傲的“官气”“傲气”。他指出：面对功劳，颠倒人民、党、个人次序，必然发生官僚主义，“因为觉得‘兄弟有点功劳，可以骄傲’”。他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一个人所以能够建立功劳，“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陈云文选》第1卷，第293、295-296页）。（王杰 赵新宇）

（编辑冯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