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全党学习的历史经验

图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给干部作报告

图为延安时期干部学习的场景

延安时期的全党大学习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范围的、深入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这次学习从中央的号召，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再到普通党员，学习覆盖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全党重视程度之高，都是历史上空前的。

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完善的学习制度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全党学习的号召，毛泽东同志建议制定一套完善、正规的学习制度，以增强学习的效果，从而保证全党的学习有章可循。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九点意见，对全党的学习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这个指示不但规定了党员和干部学习的主要课程，同时还详尽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制度，如平均每天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学习小组制度、学习指导制度和严格的汇报检查制度等。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员和干部教育的中央文件，奠定了我党干部学习和教育的基础。

在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多次下发了各种关于学习教育的专门文件。仅从1939年夏到1942年初不到三年的时间，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关于学习教育的文件就达到13个。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学习教育工作中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为全党的学习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基础。1940年3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以每年的5月5日作为“干部学习节”。1942年2月，党中央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将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分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个范围，推动了党员和干部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全党学习提供了更加合理、更加规范的标准，增进和提高了全党的学习效果。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实行了在职干部定期测验制度，并将干部的考试作为一种硬性的制度固定下来。考试方式有日常考查、学期考试、毕业考试、临时测验等。干部考试制度的实行，给在职干部施加了一定压力，有效地督促了党的干部更加努力、更加自觉地学习。

建立了科学有力的学习领导制度

1938年11月，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党中央决定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专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1939年2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局，进一步加强对全党学习的领导工作。同年5月，干部教育局在陕北公学召开近千名干部参加的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开始在延安掀起了大规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干部学习热潮。1940年6月，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为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制定干部教育的总计划，制定学习制度，进行检查和总结，同时，各机关还相继成立了干部教育委员会，负责在职干部教育的计划领导。

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于1941年9月26日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员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高级领导人为主，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同时，成立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领导全体中央委员的学习工作。高级学习组和地方各级学习组的成立，让全党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领导机构，对于深入推动全党学习和整风运动的开展，提高全党的学习效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又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负责监督和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由毛泽东担任主任。总学委每周或者每两周召开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到各个机关和学校检查学习的情况，听取各个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还不定期地抽查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进一步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浓郁的学习氛围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为全党学习作出了榜样与表率，对全党学习运动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回忆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也纷纷加强学习，从而带动全党形成了非常浓厚的学习风气。当时的中组部干部刘家栋回忆陈云：“延安时期，从不打扑克，也不跳舞，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学习起来很认真。认真地读原著，认真地读参考书籍，认真地做笔记。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论界的同志请教。”陈云的子女们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也写道：“妈妈告诉我们，父亲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还成立了一个以陈云为组长的6人学习小组，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担任副组长。学习小组从1938年到1942年总共坚持了5年的学习。他们一方面自学原著，另一方面请当时延安的著名学者进行辅导。王鹤寿后来回忆到：“在繁忙的工作条件下，坚持不懈，既表现出陈云同志的学习精神，也显示了他的坚强毅力。当然学习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衷心地感激他领导的这段学习，使大家得益匪浅，难以忘怀。李富春同志就时常和我深切地谈起这段往事。”

养成了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

“陕西各大学的生活条件相当差，学生们生活在自己挖的小窑洞里，无论是宿舍或教室都没有桌椅板凳，学生们全都在大街上、林边草地上吃饭，坐在自己从树林里弄来的原木或木墩上听课。”据当时的学员回忆：“学校的生活是艰苦的，吃的全是小米饭，开始油和菜都很少，肉就更谈不上了。后来我们自己养猪种菜，生活才有所改善。那时穿得更加苦难，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两年一套棉衣，一年两双布鞋，冬天发一些羊毛自己捻成线打成袜子。冬天在露天地上课，怕冻坏脚，我们就用旧衣服缝一双大棉袜子，套在脚上，下课后脱掉。烧饭取暖煤很少，做饭必须用柴火，柴火还得到距离延安多里路的劳山去砍，我们每周六晚饭后出发打柴，天亮前背回来。”

延安时期的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却非常高涨，处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学员们自动地个人与个人、班与班、分队与分队、队与队之间商订条件，进行革命的学习竞赛，用战斗的精神争取学习上的进步。在课余，各学员队都出墙报，俱乐部还组织大家打篮球、排球、唱歌。清凉山下，一天到晚歌声嘹亮。”（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