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的虚荣 泛滥的贪欲

　　成排码放的大牌皮鞋，近万元的皮包皮衣，散乱在餐桌与沙发上的中华烟、茅台酒……这是办案人员在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下营法庭原法官助理王万里的住所内见到的场景，同样被关注到的，还有墙边的旧式包箱暖气和客厅桌椅上的明显磨痕。人们很难将眼前的高档消费品与这间陈旧的出租屋联系到一起，购买它们的花销也远远超出王万里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畴。

　　令人匪夷所思的巨大反差背后，是王万里热衷虚荣攀比的心，对奢靡生活的追求，还有他为支付高额开销而伸向法院执行款的黑手。2019年10月10日，这名年轻的法院干警脱下了神圣而庄严的制服，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内心越是自卑越是极力吹嘘——嘴里没有几句实话 

　　2013年，23岁的山东小伙王万里本科毕业，考入了蓟州区人民法院，被分配在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员。爽快健谈的他主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比如，他是油田子弟，祖辈和父辈都在胜利油田工作，特别是姥爷，曾担任油田下属某公司的党委书记;再比如，自己曾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成绩优异的弟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读书。有一段时间，名校毕业、家庭条件不错，是周围同事对王万里的大致了解。

　　不过，随着交流的深入，同事们渐渐发现，王万里在有关自己的事情上经常言过其实，“嘴里没有几句实话”。他就读的大学是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其实是个三本学校。父母的境况接近下岗职工，弟弟连北京都没去，只在山东读了一所专科学校。王万里在忏悔书里写道，“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一直不好，特别害怕被人瞧不起”，因此，参加工作后的他选择以夸大甚至编造事实的方式，掩盖那些自认为并不光辉的过往。

　　如果说为自己包装人设只是王万里追慕虚荣的一个方面，展示社交关系则是他自我吹嘘的另一种方式。有位同事清晰地记得，当年一同参加蓟州区法院面试的时候，站在楼道里候考的王万里，热络地和周围考生聊起自己认识蓟州区的“大领导”，其他年轻人因此一度认为他“有来头、很厉害”。到法院工作后，王万里因工作关系与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所接触，他也经常和人谈起自己和某某单位熟人的交情。“实际上，他根本不认识什么‘大领导’，有些所谓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面之缘。”一些同事回忆称。

　　虽然认识“大领导”是假，王万里有意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却是真。虚虚实实中，他传递出的个人形象帮助他结交更多的人，而这些利用工作机会拓展的人脉，再进一步成为王万里向朋友和同事吹嘘的资源。“相比于同龄的年轻干部，王万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身上带有过多的社会习气。”蓟州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说，刚刚参加工作就如此会与人“搞关系、联络感情”，让不少比他大七八岁的同事都感到惊诧。

　　采访中，王万里对记者谈起自己毕业后找工作的想法：“排在第一位的是公务员，其次是金融企业法务部门，最后是律师。”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公务员后，王万里感到“自己非常了不起”。在他心中，公务员全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而是社会地位的体现，更直接的想法则是要通过权力获得各类社会资源，将职权变现，为己所用。

　　很快，王万里就找到了“权为己所用”的机会。2015年1月底，他从民事审判庭调任执行局。工作还不满一个月，就在执行款上大动手脚，从一位被执行人公司账户扣划了26万元，转手将其中的24万元据为己有，并为父母购买了一辆帕萨特，当年春节就开回了山东老家。此后，这辆车还出现在蓟州区人民法院的办公区。面对同事怀疑的眼光，王万里继续编造自己家庭条件不错的假象：“这辆车是我父亲的，他开不好，就暂时给我用了。”

　　消费欲望越强越是手头“缺钱”——烟酒非高档不要、服饰非大牌不买 

　　与同龄同事在工作后攒钱买房、立业成家的人生规划相比，王万里始终没有安顿下来的明确打算，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在本地置办房产。相反，在执行局工作的短短两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包装自己，大量购买名牌衣服、鞋子和包，花去的工资和贪污挪用的公款累计将近60万元。

　　调任执行局后，头脑灵光的王万里很快掌握了执行案件的操办流程。与民事审判庭的工作不同，在执行局，王万里经常要与案件当事人密切接触。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私下时不时就给他送烟送酒，几乎天天都有饭局等着他。看到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住别墅、开豪车、用奢侈品、吃高档餐，王万里感到自己的外表比较寒酸，融不到老板的圈子里，而眼前灯红酒绿的生活又让他如痴如醉，羡慕不已。这段时间的“大开眼界”促使王万里的消费观念快速发生转变。他认为，“体面的工作当然应该与富裕的生活挂钩。自己有着公务员的好工作，但生活品质却远远不如来巴结奉承的老板。如果穿着打扮高端些，至少外表上与有钱人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可是，老板们一件衣服、一双鞋，就抵得上王万里一个月的工资，心有不甘的他，决定将手伸向案件执行款。

　　“在当时的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执行干警对案款的处置权，使得案件当事人都围着执行干警转。执行款先给谁、后给谁、给多少、怎么给，甚至给不给，很多时候都是执行干警说了算，这就给了王万里作案空间。”办案人员介绍。

　　那时，王万里给自己明确了一个“高档的定位”，衣服、鞋子、手表、包都要名牌，烟要抽中华，酒要喝茅台。身边的朋友曾经提醒他，年轻人的收入支撑不起一天一包软中华，他满不在乎地表示自己只是“抽着玩儿”。父母来到王万里租住的房子时，惊讶于儿子有这么多看起来价格不菲的衣服和鞋，他都用“朋友送的”搪塞过去，把父母蒙在鼓里。

　　奢侈品搭建起的高品质生活，对王万里具有毒品一样的诱惑力，让他耽溺于享乐而无法正视自己现实的经济能力。到后来，吃穿用度上追求高档名品已经演化为他的日常消费习惯。在执行局工作期间，他每个月都要买新衣服，花销维持在三四万元。下班之余，同住的人注意到，王万里经常刷鞋，在客厅里摆成一排，边指边说，“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质量就是好。”

　　直到被留置，王万里都没有认识到其消费观念的错误，还沉浸在对奢侈品的享受炫耀中。当蓟州区监委工作人员将他带到留置场所，迈过一道门，他特意弯腰在鞋上拍了两下——那是一双始终让他感到“特有面子”的路易威登皮鞋。

　　贪占次数越多越是泯灭天良——连伤残老人的救命钱也拿 

　　法律专业毕业的王万里，工作第一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还曾凭借突出表现，获得了天津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天津政法系统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贪污、挪用公款是违法犯罪行为，他不是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是如何规定的，他“心里像明镜一样”。

　　但是，王万里对法律却没有一丝敬畏，以为在法院工作就是进了“保险箱”，入职宣誓时“恪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的承诺，也早已被他抛之脑后。作案之初，他就计划好先将钱款挪出来，只要自己使用且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就不会入刑。由于每一次挪用都没有人发现，王万里再没有想过归还的事。在奢侈消费的诱惑下，他从侥幸逐渐到放纵，理所当然地将一笔笔执行款收入囊中。在他心中，法条不但没有变成个人行为的有效约束，懂得裁判标准的他反而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一次又一次试探，最终突破底线。

　　“执行员知法犯法，利用手中职权贪占执行款，是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表现。”办案人员介绍，“但像王万里这样，不管当事人是朋友，还是瘫痪在床等着用钱的病人，能拿走的钱他都要占，完全无所顾忌，可以说到了道德沦丧的程度。”

　　2015年，王万里的一位朋友在一起执行案件中成为被执行人。朋友按照法院要求将执行款交给王万里后，希望他尽快出具缴款凭证。王万里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始终没有给他。离开执行局后，王万里为维持高档消费继续四处找钱，想到这起还没有出具缴款凭证的执行案件，便给朋友打电话通知他继续上缴本不存在的几万元执行款。不知个中缘由的朋友虽然充满疑惑，但是因为害怕迟交产生不良记录，又将钱款陆续转给王万里，王万里随后全部用于个人消费。直到案发后，这位朋友才知道王万里骗了他。

　　更严重的是对待一位因车祸致残的申请执行人。2015年3月，王万里担任某交通肇事案件的执行干警。当时，被撞的老人已是一级伤残，家庭生活捉襟见肘，正等着肇事一方15万元的赔偿治病救命。王万里曾多次到老人家中，亲眼看到当事人卧床不起的艰难处境。即便如此，他还是将这笔钱用于个人花销，并且坚称被执行人还没有把钱交到法院。谈起这件事情，狱中的王万里一度沉默，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时自己心里没有什么想法，就像对待普通案件当事人一样。”

　　2018年3月，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双方私下达成和解，被申请执行人来到法院，欲将此前缴纳的执行款要回，王万里挪用公款的事情终于暴露了。此后，无论是法院监察室找他谈话，还是留置初期面对办案人员，只要是没有查实的内容，王万里都予以否认，不配合组织的调查。直到一项一项证据摆在面前，他才承认了违法犯罪行为，开始对自己知法犯法的严重错误有所反思。

　　最终，因贪污公款54万余元、挪用公款55万余元，王万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记者 王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