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之子

　　 

　　 

　　雪域天路（资料图片） 

　　金秋，一个周日的午后，我突然接到作家王宗仁老师的电话，许久没联系，这个电话让我有点惊讶和欣喜。

　　当年还上幼儿园，王老师管我叫做“小友”。那时，我们是住在部队大院筒子楼里的邻居。幼时放学，我常常会循着楼道飘浮的香味走到王老师家，王老师的妻子就会给我盛碗“臊子面”或“葫芦头”（一种陕西面食），我吃完一抹嘴，道了谢，才回到自己家。后来，便是既吃王老师家的美食，还读他的文学作品。文学梦想的种子自他那一串串晶莹如露珠的文字浸润中渐渐萌生于心田。

　　再后来，筒子楼消失在岁月的烟火里，而那纯正的关中美食滋味、那个时代孩童的纯真记忆却历历在目。

　　王老师今天的电话有什么事？

　　“点兵！”当兵出身的王老师如今已82岁高龄，他说出的话依然如军人口令般干脆简练。按照他的指令，我驱车来到王老师住所，王老师已在楼下等我，身边放着一摞书。我赶忙下车将书拿上车。王老师说，这些书你须得仔细读，我转头看着后座——这是一整套“共和国青海记忆丛书”，有《青藏线》《藏地兵书》《藏羚羊背上的可可西里》《柴达木手记》等。王老师一生倾情于雪域，一生写青藏，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一代代士兵讲不完的真情故事。

　　王老师笑着说，这回给你压个重担子。我认真地看着王老师，他接着说：“咱们先去——见将！”

　　在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我们见了将——一位60多岁的导演。导演看了我一眼，又将疑惑的目光转向王老师。王老师指着我说：“年轻人，功底扎实。”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王老师准备拍一部反映青藏高原的电影。

　　“俄罗斯圣彼得堡困兵塞叫兵城，我们祖国也有个兵城，是战士与各族劳动者用血肉肋骨在雪域高原建起的城市，它就是格尔木……”

　　好的书写者，应该也是好的聆听者。两位老师的对话，将我渐渐带入遥远的年代、遥远的地方……

　　1953年，是44岁的陕北汉子、身带革命时期的20多处枪伤的慕生忠悲壮且辉煌的时光。

　　慕生忠可是“老革命”了。战争时期他穿越枪林弹雨、建功立业，新中国建设时期，他依旧保持坚毅、勇敢、大胆的性格品质，修筑了青藏公路、建起了一座城市。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党中央决定我西北解放军向西藏进军。1953年春天，西藏军民吃粮告急，作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率领上千名官兵和民工、近2万峰骆驼进藏运粮，历经从西宁到西藏千里无人区，完成任务却牺牲了几十名战士、死掉几千峰骆驼，因此受到彭德怀批评。他将自己关进禁闭室，痛苦中萌生了一个想法：“切开”25座横亘的雪山，建一座城、修一条路。

　　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彭德怀，抚摸着慕生忠铺在桌子上的一张地图，感慨道：“这么一大片国土，没有一座城，没有一条公路啊！”

　　是啊，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祖国，美丽的西子湖畔我们要爱护好，戈壁高原也要建设好。这里多么需要建一座城、修一条路呀！慕生忠用手指重重点在西宁与西藏中间。

　　三天后，周恩来就批准了慕生忠的报告。

　　1954年5月，慕生忠带着1000多名民工、10名工兵和10辆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向“世界屋脊”进发了。临行前，他在给彭德怀的电话里坚定地说：“我是军人，就是国家放在弓上的箭！”

　　慕生忠让人在卡车上画上红色的镰刀锤子，仿佛是在昭告天下：共产党要在这荒野建起一座城市。

　　从青海香日德小镇向西约600里，有个叫“郭里峁”的平川，旁边还有一条南北向小河。慕生忠一直在心里念叨着：“郭里峁”是什么意思？慕生忠吩咐部下找来一张旧地图，看了又看，终于找到了“噶尔穆”三个字和一个小黑点。他下令部队将宿营帐篷扎到了这里。慕生忠弯腰双手掬一汪水：“甜，真甜！”然后仰头朝着太阳叫道：“这儿，就是噶尔穆！”

　　慕生忠将这里作为修建青藏公路的大本营。可是写在帐篷上面的“噶尔穆”三个字，许多战士和民工不认识，慕生忠亲手将这三个字改成“格尔木”。当时的格尔木一片荒漠，是风暴和沙石肆虐的天下。为建设好这片土地，慕生忠总是身先士卒，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他在自己的铁锹柄上刻了“慕生忠之墓”五个字。他说：“如果我死了，这就是我的墓碑。”

　　开始，一些驼工听说青藏高原空气稀薄，在这里干重活会死人，吵着要回家。慕生忠心里着急了，但人家是驼工，原本就是来赶骆驼的。他对驼工们说：“你们一定要回家，我也不强留。我是个带兵的，你们能走我不能走。这样吧，大家临走之前，帮我开一天荒，往地里种点儿萝卜籽，我好留下来自己养活自己，行不行啊？”第二天一大早，将近100名驼工来到荒滩上，挥起铁锹开荒。一天下来，开出来整整27亩荒地，后来被称为“27亩园”，所有的驼工都安然无恙。慕生忠又把这些人集合起来，说：“谁说青藏高原上不能干重活？大家开了一天荒，这活也不轻嘛。咱们都是一条条汉子，这里再荒，也是咱的国土。”听了这话，再也没人说回家了。

　　在这支队伍中，无论是军是民，无论职务高低，人人都得干活，18磅的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慕生忠本人也不例外。后来，听说慕生忠有一个独特的辨别干部的办法——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谁的老茧越厚，他就越喜欢谁。

　　慕生忠请人从青海湟源等地拉来了10多万株树苗种在了格尔木。“大家把眼光放远，格尔木会变成一座美丽的城市，一个大花园，我们是第一代格尔木人。”

　　当时，因为当地蔬菜供应不足，每人可以领一些维生素片补营养。有个小战士，悄悄将领到的维生素片放到水里，然后浇灌小盆里栽种的小花苗。不管是什么花，总要努力美丽一场。可是，它能在高原绽放吗？或许，它的使命就是牺牲，如同建设城市的士兵，他们已经将自己变成一朵花，把香气奉献给祖国。

　　后来，还是慕生忠带领驼工开出的那27亩地，解决了队伍的吃菜问题。尽管只能长出小萝卜，但这是格尔木的土地长出的菜，尤显珍贵。

　　1956年，彭德怀来到了格尔木，登上昆仑山口。当他看到千年戈壁滩上栽种了白杨，泛起一片片绿荫，当年野兽出没的荒原，盖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房舍，沉寂的土地上穿梭着满载物资的汽车的时候，兴奋地说：“你慕生忠修了一条天路，建了一座兵城！了不起！”

　　慕生忠说：“我慕生忠算个啥？没有那些一心替国家出力气的人民，和那些不要命的士兵，100个慕生忠也开不出一条路，建不起一座城……”

　　1993年8月，83岁高龄的慕生忠回到格尔木。这时，格尔木已经通了火车，慕生忠坐着软卧走进这个已发展成为青海省第二大城市的现代化都市。老人留下了这样的话:“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来青藏线了，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在格尔木，撒在昆仑山上、沱沱河畔，让我陪着牺牲的人！”1994年10月，慕生忠在兰州逝世。

　　历史将铭记这座城、这条路的建设者们：上千名英烈捐躯高原。

　　“格尔木，有心跳、有呼吸。”王老师这样告诉我。

　　我要去青藏高原，追寻着先辈的足印，听听岁月的回响，看看昆仑山的太阳，看看格尔木——那座有心跳、有呼吸的城。

　　我要向守护在那里每一寸土地上的士兵致以崇高敬礼。

　　我要去格尔木烈士陵园献一束花，对长眠于此的人们说：“这不是墓地，这是英雄们的宿营地。”

　　我要对这位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格尔木的奠基人”的慕生忠老人说，我们——一代代后来者，也是祖国放在弓上的箭……

　　带着强烈的愿望，我登上了开往青藏高原的列车。（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