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将国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任华州判官、起居舍人、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年幼的他遇事冷静，沉着机敏，被传为美谈。为官后，他“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历经19年，精心编纂的《资治通鉴》，更为后世敬仰。

　　司马光生于宋真宗末年，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去世，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堪称人臣典范。

　　司马光刚正不阿，将国事看得比生命还要重。他敢于直谏，不怕触犯皇帝，更不怕触犯朝中权贵，因此先后六次被免官，但又六次被起用。

　　宋仁宗时，司马光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5年期间，前后向上奏疏170余份，对一些重大事件一奏再奏。其中包括关系国家兴亡的君道、官吏、军队的“三言”，以及“保业、昔时、远谋、谨微、务实”的为官“五规”。

　　仁宗驾崩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他带领同僚上奏，说：“国家内忧外患，困窘贫乏，不应这样大肆赏赐。”朝廷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于是司马光把赏赐自己的钱作为谏院的公费。

　　暮年时，司马光做了宋哲宗8个月的宰相，这期间，他“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朋友见他体弱多病，劝他注意休息，但司马光却说“生死都是命里注定的”，工作更加勤勉。到后来，司马光病情更重，甚至失去知觉，嘴里还不停念叨着有关朝廷和国家的事。

　　司马光关心百姓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几乎贯穿所有奏章中。

　　公元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请求取消征召“义勇”军，认为这不但使百姓骨肉分离、农事荒废，而且一味拉夫凑数组建的军队，并无战斗力。朝廷最终没有采纳，司马光便连上五状，请求降黜。

　　公元1069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新法的一些政治主张。比如推行的“青苗法”，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此后，他始终主张废除新法，一再呼吁不要给贫苦百姓加重负担。直至他去世前一年，朝廷终于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有一次，他为补贴家用要卖掉家中的一匹马。这马毛色纯正，高大有力，性情温顺，但是每到夏天会患肺病。司马光嘱咐管家，卖马时要将马有肺病这件事告诉买家。管家说：“肺病看不出来，为什么要主动告诉买家呢？”司马光严肃回答：“一匹马卖多少钱是小事，但是不守诚信，坏了做人的声誉是大事。”不仅在生活中，在朝堂上，司马光也是如此，即便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也都是正面辩论。私底下，两人相互敬重，从不诋毁对方。

　　司马光清廉俭朴，妻子去世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他把自己的一块薄田典当出去，筹钱置棺理丧。而他自己去世时，“床箦萧然，惟枕间有役书一卷”。除此，就没有任何个人的财产了。

　　《宋史》上说司马光一生孝友忠信，恭俭正直，日常起居都有法度，行为都合乎礼节，从小到老一生中从来没有说过狂妄的话。他的人品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司马光在家书《训俭示康》中谆谆告诫儿子司马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说，自己一生穿衣只要能够御寒即可，饮食只要能够吃饱就行，别无他求。他写道：“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认为，俭朴是美德的基础，有德者必然是俭朴之人。人如果俭朴，就会减少欲望。对于百姓，如果能做到俭朴，就能够平安过日子，远离灾祸，否则就有可能为了获得超出其能力的物质享受而铤而走险。对于做官的人，如果能做到俭朴，就可以不被物质利益所诱惑，能够走正道，维护正义，否则就会因为贪图荣华富贵招致灾祸。

　　◼ 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提倡俭朴、反对奢侈，其人格魅力，为他赢得巨大声望，为后人作出了表率。

　　（维宏）